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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已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全方位的法律防控体系：民法典、刑法、民用航空法等从民事责任、刑事惩戒、行业监管等维度提供基本法治遵循；《条例》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无人机管理的行政法规，精准填补了专门立法空白。其第三条确立的“安全第一、服务发展、分类管理、协同监管”基本原则，构建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监管逻辑框架。通过明确飞行禁区划定标准、细化飞行计划报备流程、厘清各主体安全责任边界等举措，实现了对无人机安全风险的源头管控与全链条治理，为守护低空领域安全筑牢法治屏障。

　　在监管实践中，多部门协同机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提升了监管效能：各级空中交通管理机构负责空域使用审批和飞行监控；民航主管部门负责中大型无人机适航管理和通用机场建设管理；公安机关负责查处“黑飞”扰航、非法拍摄敏感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对无人机生产环节的“唯一产品识别码”实施监督管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依法召回存在质量缺陷的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产品。同时，《条例》第六条鼓励行业协会通过制定团体标准加强行业自律，形成“政府监管为主导、行业自律为补充”的社会共治格局。

　　《条例》第十九条系统界定了管制空域与适飞空域的管理要求，管制空域涵盖机场净空区、军事禁区、核心政务区等重点区域，实行严格审批管理，无人机飞行需经批准后方可开展；适飞空域为除管制空域外适合无人机飞行的区域，划设综合考虑人口密度、地形地貌、气象条件等因素，飞行遵循相对简化的管理程序，实现了空域安全管控与利用效率的统一。此外，《条例》第五条提出“国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创新空域供给和使用机制”。在此导向下，多地已开展空域动态调整试点，结合区域产业需求优化空域范围与管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