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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匹配理论指出，金融工具的期限结构与实体经济的活动周期往往存在结构性错配，导致项目资产或现金流不足以及时偿还到期债务和利息，从而引发财务风险。对于“两重”建设而言，其项目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收益实现慢等特点，而建设期与收益期的分离使得传统的中短期融资工具难以覆盖其全生命周期成本，从而可能面临建设期资金断裂、运营期偿债压力集中等风险。超长期国债与超长期贷款的协调配合，可以精准匹配“两重”建设项目的特征，化解资金与项目周期的结构性矛盾。

　　超长期国债通过财政信用将分散的社会资金转化为稳定的长期资本，本质上是利用贴现机制将未来公共收益现值化，进而支撑项目的建设期投资；超长期贷款则通过市场化定价和风险溢价机制，实现对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动态折现和风险分摊，可以为项目的即期建设和远期运营提供持续融资服务。二者的协调配合能够为“两重”建设提供“国债覆盖资本金缺口、贷款匹配运营现金流”的融资模式，“前段财政兜底、后段市场接力”的期限结构，以及“国债锁定基准成本、贷款动态调整溢价”的定价体系，既保障了项目融资的稳定性，又在为项目创造低成本资金环境的同时保留了应对经济波动的弹性空间。

　　从市场效率来看，效率提升体现在资源配置的优化上。与国债相比，贷款具有更加灵活的市场化定价机制，金融机构可以对不同的“两重”建设项目进行差异化定价。例如，对运营期收益较高的项目（如东数西算工程），银行可采用“前低后高”的阶梯利率，前期配合财政贴息减轻企业负担，后期随收益提升增加还款规模。这种灵活性是单纯依靠财政资金无法实现的。同时，商业在贷前评估中形成的项目筛选标准，还可以“倒逼”项目提升经济可行性，从而突破传统财政主导或金融主导的单一路径，形成“市场选择-财政支持”的良性互动。

　　在公共产品供给理论框架下，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通常远高于短期经济回报，但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特征，市场自发投资动力往往不足。“两重”建设项目涵盖交通、能源、生态等许多正外部性较强的领域，不仅需要应对公共产品所面临的共性问题，还因为建设周期较长，存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代际成本收益分配失衡的情况，市场失灵问题更加明显。超长期国债与超长期贷款的协同机制创新了公共产品的价值实现路径，建立起“公益兜底、收益反哺”的协作模式，能够有效破解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无法定价、代际成本收益失衡等市场失灵问题。

　　日本财政投融资（FILP）制度，是较早将财政资金与金融资金相结合用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实践，也是日本二战后重构国家经济体系的核心工具。在资金来源方面，FILP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筹集资金，主要包括政府以固定利率吸收的邮政储蓄、养老年金等金融资金，以及政府担保债、中央政府特别会计预算的积累结余等财政资金。在资金使用方面，日本大藏省资金运用部基于资金成本，以较低利差向财政投融资机构提供20~30年期贷款，为基建、产业升级等领域提供超长期低成本资金，以实现充实社会资本、发展公共事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

　　但是，FILP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FILP的规模日益膨胀，1998年达到峰值65.6万亿日元，与70年代相比增长近7倍。一方面，过度膨胀的FILP规模直接导致过度投资，大量资金流向低效项目和僵尸企业，造成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另一方面，尽管FILP债券未计入国债规模，但实际上构成政府的隐性负债，因此FILP规模膨胀也增加了日本政府债务负担和坏账损失。此外，FILP资金的分配本质是财政主导，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没有充分发挥金融的定价功能，缺乏公开招标和绩效评估机制。这进一步加重了盲目投资问题。

　　欧盟“全球门户”计划采用“主权担保+开发性金融”模式，由欧盟预算通过“邻国、发展与国际合作工具-全球欧洲”计划下专设的“欧洲可持续发展+”基金（EFSD+）提供约400亿欧元担保，由欧盟成员国对外援助项目提供180亿欧元赠款，并动员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以低息贷款等方式投资2000余亿欧元，融资杠杆效应表现突出。其主权担保有利于提高欧洲投资银行对建设项目的贷款评级，能够使项目获得较市场基准更低的融资成本。同时，在风险分担方面，在该计划中欧盟预算资金与成员国出资相结合，能够形成更大的风险缓释池。

　　然而，从建设情况来看，目前欧盟“全球门户”计划进展缓慢，大多数项目仍处于倡议和规划阶段，其中暴露出的问题值得引以为鉴。首先，该计划被赋予较强的地缘竞争属性，加之欧盟成员国博弈进一步扭曲资源配置，相关项目往往因附加条件而被搁置，或因优先级被调整而被延期。其次，欧盟委员会与成员国之间权责不清，重大项目需要成员国一致表决通过才能执行，增加了项目通过和投资推进的难度。最后，部分欧盟成员国自身也处于资金困境，加之美元加息、俄乌冲突带来的影响，该计划的主权融资面临困难。

　　同时，在项目建设周期衔接过程中，要用好各项保障性工具，以确保不同类型资金的平稳过渡和有效运转。第一，对所建设项目的全周期现金流进行压力测试，根据内部收益率、偿债覆盖率等指标的测试结果，动态调整各阶段的债贷比例。第二，定向支持项目过渡期的资金流动性，例如，对因技术迭代或政策调整导致收益滞后的项目，提供贷款利息递延支付支持。第三，预留债贷转换路径，允许商业银行将超长期国债折算为贷款风险缓释工具，降低资本占用压力，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提高效率。

　　二是在激励端设计多层次收益保障机制，通过前端让利、后端补偿等模式，为金融机构创造盈利空间。从前端看，可以发挥财政金融联动的灵活优势，对超长期贷款利息收入实施减免，减免比例可按贷款期限进行阶梯式设置。从后端看，探索设立国家级的风险缓释基金，对因技术路线失败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两重”贷款损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同时，将金融机构参与“两重”建设项目的规模、质量纳入机构监管的加分项，对考核达标机构给予定向降准、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倾斜。

　　一是持续提高财政信用，对资金用途、区域配置和贷款偿还等方面进行制度约束。在用途方面，明确超长期国债资金不得投向竞争性领域，不得用于债务置换，不得超“两重”建设项目范围使用，从源头上封堵隐性债务扩张的可能性。在区域方面，结合地方政府债务率慎重审批当地债贷协同项目。在贷款偿还方面，要求债贷协同的项目进行现金流压力测试，确保在不依赖财政兜底的前提下，项目自身收益能够覆盖贷款本息，将隐性债务风险压缩至最小范围。